党的政策在实施时也因其内容的针对性不同而有不同的实施范围。
在毛泽东法律思想的指引下，建立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法学体系废墟上的社会主义新法学，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治理论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南，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人民、反科学的政治法律观点，开展了一系列法学理论问题和法制实践问题的研讨活动，重要议题包括我国社会主义阶段法的性质和作用、法学的研究对象、新法与旧法、国体与政体、民主与专政、政治与法律、国家与法制、法制与文明、政策与法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守法与违法、法律与道德、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政法工作如何区分两类矛盾、资产阶级法权、镇压反动与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与保护善良、刑事政策、犯罪构成、特赦制度及其实施、死刑复核、诉讼证据、举证责任、枫桥经验、婚姻法和离婚裁判标准、合同制度、法律与和平、和平共处基本原则、主权与人权、国际法体系等，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历史性贡献。自古以来，怎么治理国家，是人治，还是法治?一直存有争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洋溢着尊法据理的法治思维。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拓展、深化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谱写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新篇章。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致力于推翻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掌控的国家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则致力于科学有效地治理国家，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创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历史进程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政党和法治的关系，这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重要问题。
在政治方向和法治道路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正因此，中共中央于2015年专门出台《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在这种法治理论视野中，作为现代政治运行核心要素的政党并不是重要的分析因素，而是居于法治的边缘地带。
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可以从不同方面，在不同层级协调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法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任何一项工作，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决定，中共中央以及各部门发布的意见、通知等。党的政策落实为国家法律后，依法办事就同时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如何深入、怎样落实，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的。在我国，党中央的很多政策，往往涉及中央的总路线和中央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重大决策和基本原则。司法不能受权力干扰，不能受金钱、人情、关系干扰，防范这些干扰要有制度保障。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创新，有利于统筹党政力量和资源，针对当前法治过程和环节中存在的薄弱问题，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到治国理政全过程，有利于从整体上研究解决立法、司法、执法过程的重要事项和问题，协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此时，实施法律、遵守法律就符合党的意志。政法单位党组（党委）领导本单位或者本系统政法工作，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部署、指示等。
在任何一个依靠法治来运作的政治社会中，法律和政治必须分开，类似这种表述在西方学术著作中非常常见。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在对中国法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基础上，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要明确予以回答。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走正确的道路。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党的领导 全面依法治国 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将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党的政策通过立法程序成为法律，法律就体现了执政党的统一意志，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方针、理念、战略等就体现在法律体系之中，党的意志就转化为国家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需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体制和机制。
其中，组织领导有着基础性地位，执政党各种工具的运用多通过组织手段为载体和保障。有的对政法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管得过多过细，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的具体业务工作。
这些论断将党作为执政整体，从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科学揭示了党和法的关系在中国法治实践中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有力地回应了国内外舆论中对此问题的各种观点，为在理论研究中正确理解党和法的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也为在法治实践中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尤其是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后，对全面依法治国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了法治建设全面展开并取得巨大成就，体现在法律体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司法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向哪里走、走什么路，作出了不少深刻论述。执法活动是使法律制度转化为社会实际的关键环节，党不能代行执法职权，但要依靠在政府机构中的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党组织应当监督党员严格执法，并对执法人员及其组织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地方党委政法委员会在党委领导下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对政法工作进行督查，支持政法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指导和推动政法单位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等。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的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四、正确处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关键要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二是党的领导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
党保证执法，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工作体制。这些论述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思潮，针对法治实践中存在的一些误解，旗帜鲜明地亮明了我们党的立场，指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和道路。
具有党员身份的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立法过程中起作用,他们在组织纪律的推动和约束下，落实党组织的意见，确保法案体现党的主张。《政法工作条例》对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的职责任务也做了相应规定。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的领导理论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指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有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明确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对怎么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有的该管的不敢管、不会管，怕人家说以权压法、以言代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法工作要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大量党内法规，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政法工作条例》从党中央、地方党委、党委政法委员会、政法单位党组（党委）四个主体层面规定了党领导政法工作的领导主体、职权与职责。
具体而言，就是三个坚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十八大以来，在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重要制度安排，推进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